谢雨礼博士:药物递送——生物医药未来的“卡脖子”技术
药时代编者按
《药物递送——生物医药未来的“卡脖子”技术》由谢雨礼博士倾情撰写,全文2万多字,全方面描绘了药物递送技术这一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火热领域,业界流传“得递送者得天下!”这样一句话。
本文虽无华美的辞藻,但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文采斐然,字字珠玑。通篇读下来,酣畅淋漓,只感茅塞顿开、大受裨益。
作为药时代专栏作家,谢雨礼博士在药时代平台发表了诸多爆款好文。欢迎大家在“谢雨礼博士专栏”中查阅其它精品文章!
图1:药物递送技术的70年发展历程(1952-2022)
表1:各种药物形式或者技术面临的递送挑战
表2: 改良新药的作用和商业化实例
表3:解决药物递送问题的三种方案
第一,通过改造或者化学修饰优化药物分子本身,提高成药性并使得药物可以方便地通过常见的方式和成熟的制剂技术给药。
对于常规药物,这本身就是药物化学或者蛋白工程的一个工作内容。药物分子优化得越好,后续制剂开发或者给药的难度越小。除了结构改造和晶盐型筛选,小分子药物研发中常见的氘代和前药技术实际上也是一种解决药物递送的策略,最近例子包括上海药物所和君实生物联合研发的口服抗新冠药物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vv116)。对于多肽和蛋白药物,使用非天然氨基酸和化学修饰(如PEGylation)是提高药物稳定性、延长半衰期的常见办法。49个批准的GPCR多肽药物中21个同时具有化学修饰和非天然氨基酸,比如治疗中枢性尿崩症的去氨加压素(Desmoppressin)。PEG修饰的多肽还包括最近火爆降糖和减肥市场的GLP-1药物。1990年获批的Adagen(pegademase bovine)是一种PEG修饰的蛋白药物、来源于牛的腺苷脱氨酶用于治疗伴有腺苷脱氨酶缺乏的免疫缺陷疾病。2008年上市的抗炎药物赛妥珠Cimzia是一款PEG修饰的抗TNF单抗。PEG结构上与水分子有类似之处,水溶性好且不易被降解或者免疫清除,是理想的化学修饰工具。除了多肽和蛋白外,PEG也用于小分子和载药系统的修饰,如PEG化纳洛酮Movantik®,阿霉素PEG化脂质体Doxil®和Patisiran-PEG化纳米颗粒 Onpattro®等。Extend公司通过化学修饰开发了一种多肽和蛋白药物皮下给药的技术(D-VITylation®)。其原理是用维生素D的类似物修饰多肽和蛋白,皮下注射后药物被维生素D结合蛋白(VDBP)识别并转运至血液循环系统中,从而改善生物利用度并延长多肽和蛋白药物的半衰期。核酸药物的潜力巨大,但递送的难度却比传统药物大得多,主要原因包括:1)核酸的分子量和负电荷让其不能自由通过生物膜;2)RNA容易被血浆和组织中RNase酶降解,被肝脏和肾脏快速清除,以及被免疫系统识别清除;3)进入细胞后“卡”在内吞小体中无法发挥功能。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利用药物递送系统,化学改造必不可少。改造的目标是让其稳定、躲避免疫系统的识别并保持生物功能。如图2所示,核酸的化学改造按部位分三类:碱基,糖环和连接基团磷酸的改造(6)。这两年,Orna 、Laronde和环码生物等新锐公司开拓的不需要添加帽子和尾巴结构的环形RNA技术可以算作更加激进的化学改造。图2:核酸药物中常见的核苷酸化学改造图3:透明质酸酶技术的工作原理
图4:常见的药物递送系统和装置
递送技术的前沿领域
智能药物递送系统
01
基于生理信号或者疾病标志物的智能递送系统是当前热门的研究领域。比如,根据病人的血糖水平控制胰岛素的递送,将血糖稳固在不高不低的正常范围内。早在2015年,浙江大学顾臻教授率先报道了一款新颖的胰岛素响应微针贴片(7),针体是带有硝基咪唑的高分子聚合物,其中包裹有胰岛素和葡萄糖氧化酶。微针接触到血液中的葡萄糖后,氧化酶迅速将其氧化,消耗大量氧气并产生局部缺氧的环境。缺氧条件下,硝基咪唑被还原成氨基咪唑,聚合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并开始溶解,里面包裹的胰岛素被慢慢释放。微针的长度在 600-800 微米,难以触及皮下的神经细胞,痛感微弱,对皮肤造成的过敏和炎症也很少。针对机械、温度、电流、光磁,酸碱和各种生物标志物的响应微针已经成为智能递送系统的热点(8)。目前,包括顾臻团队研制的智能胰岛素贴片在内的,多个智能微针产品已经进入临床研究。
图5:响应微针(responsive microneedle)
图6:MIT智能口服注射胶囊的工作原理
随着合成生物学、基因工程和光遗传技术的发展,基于小分子和光照等信号响应输出酶、抗体、激素等药物的智能细胞工厂逐渐成为可能。2019 年,华师大生命科学院叶海峰团体报道了以绿茶富含的原儿茶酸为开关,调控工程细胞释放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研究(10)。2021年,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报道了一种新颖的SEAKER细胞( synthetic enzyme-armed killer cells)技术。SEAKER细胞与肿瘤细胞结合后分泌一种酶,可以水解小分子毒素的前药,实现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11)。
3D打印和电子药片等智能生产和给药技术也值得关注。3D打印可以智能设计和制造有利于药物吸收的药品形状和三维结构,如2015年上市的抗癫痫药左乙拉西坦口崩片Spritam®。数字健康已是大势所趋,Otsuka在2017年推出一款治疗精神分裂的阿立哌唑电子药片Abilifymycite®。当患者摄入药物后,他们的医生可以轻松追踪信号,因此可以更好地管理和跟踪患者的服药状况。电子药片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诊断、分析和治疗一体化的智能电子给药系统,口服或埋入后能够实时监测疾病指标并根据需求精准释放药物,医生、病人和家属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等智能终端进行可视化操作。
微/纳米机器人
02
生物相容性材料制造的小型微/纳米装置可以携带药物、诊断试剂甚至活细胞和微生物,并能被化学反应,生物引擎或外部场的作用力所驱动,从而实现药物或者其他载物的运输和释放。制造、驱动和降解是微/纳米机器人(Micro/Nano-Robot)给药系统需要考虑的三个方面(12)。微/纳米机器人的理想制造方法是生物材料的自组装,比如DNA分子通过碱基配对自组装成相关纳米结构。具有管状结构的微/纳米机器人常用化学蚀刻驱动的自卷曲技术制造。对一些结构复杂的微/纳米机器人需要更加先进的制造方法如双光子聚合 3D 打印,但这种方法需要昂贵的仪器和特殊材料。微/纳米机器人的驱动最为关键。化学驱动通常需要催化剂(如活泼金属)和燃料,比如机器人外表的铂金(Pt)催化分解双氧水(H2O2)产生气泡,推动自身的运动。生物驱动主要是利用细菌和精子这些通过鞭毛推动自身运动的微生物作为引擎,这会显著提高微/纳米机器人的生物相容性和安全性。光、超声波或磁场等外部场驱动则不需要燃料,与其他方式相比,它们在控制运动方面更加灵活。比如赤铁矿纳米粒子,依靠表面电荷的吸附与药物结合,能够超声定位并通过磁场操纵其运动。使用可降解材料可以避免移除等后续操作,给微/纳米机器人的应用带来便利并提高其安全性和病人使用的依从性。DNA、多糖、明胶以及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等材料常用于生产可生物降解的给药微型机器人。微/纳米机器人也可以添加智能化的元件,利用生理信号或生物标记物靶向运输和触发药物释放。加州大学的科学家利用金属镁与酸性溶液反应产生氢气作为动力,推动具有抗肿瘤作用的病毒样颗粒靶向肿瘤组织,在动物模型上显示了显著的效果(13)。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院士2018年报道了一款DNA纳米给药系统(14)。如图7所示,这项工作利用DNA折纸术(DNA origami)自组装成一个平面结构并通过修饰卷曲成管状装置,其内部包裹凝血酶 (thrombin),外部则连接可以结合Nucleolin蛋白的DNA适配体。Nucleolin在肿瘤血管上皮细胞中高表达,适配体与其结合后管状DNA装置打开,其包裹的凝血酶暴露促进血液凝结,阻断肿瘤组织的血管并抑制肿瘤的生长。这时,DNA适配体既充当靶向肿瘤组织的弹头,也是触发药物释放的开关。
图7:抗肿瘤DNA纳米给药系统的工作原理
仿生递送系统
03
为了保证组织、细胞和生命分子之间的交流,生物设计了许多精妙的递送系统。如图8所示,仿生药物递送系统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载体包括细菌、病毒、细胞、以及外泌体等各种囊泡和生物颗粒(15)。
图8:仿生递送系统
图9:最近报道的新型仿生递送系统
仿生递送系统虽然极具前景,但技术复杂,大多数仍处于探索阶段。最近,Codiak以及红细胞递送公司Rubius的临床产品数据不佳,导致这两个曾经的明星公司陷入困境。这也让许多人对这类仿生技术产生了质疑。在下结论之前,有几点值得思考。首先,不同于传统的改良新药,Codiak产品Sting,IL-12和Rubius的IL-15都是全新的肿瘤免疫药物,靶点本身风险极大,产品失败不能完全归结于递送系统。其次,两个公司都是采取内源表达的载药方式,药物和递送系统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全新的药物形式。类似于ADC,这类药物和递送系统的组合通常会涌现一些新性质。如果缺乏对靶点的深刻理解和充分的评价,这种独特的药物形式是否有利于治疗往往不可预测。因此,拥有这类技术的公司不能为了递送而递送,而是要耐心找到可评价且真正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最后,任何新技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依靠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准确认识,仿生递送仍然非常值得期待。
核酸的肝外递送
04
前面提到,核酸药物和疫苗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脂质纳米颗粒(LNP)和GalNac偶联技术的日益成熟。然而,现有技术特别是GalNac只能高效靶向肝脏,让核酸药物的潜力不能充分释放。因此,有人提出核酸药物的下个突破就是解决肝外递送的问题。LNP虽然常在肝脏中累积,但研究表明修改LNP的内外部电荷或添加额外的分子,能够改变LNP原有的肝靶向。2020年,美国西南医学中心 Daniel J. Siegwart团队开发了一种被称为选择性器官靶向(SORT)的技术,通过添加新的脂质分子调节LNP的摩尔组成和内部电荷,实现了肝、肺和脾等不同组织的RNA特异性递送(23)。RNA内吞进入细胞后一般卡在内吞体(endosome)当中,只有少部分能够逃逸进入胞内发挥作用。Siegwart团队2021年又开发了一种由新型磷脂(iPhos)组成的、具有内吞体逃逸性能的新型LNP递送系统(iPLNPs)。该系统显示了极高的体内mRNA递送和CRISPR/Cas基因编辑效率,而且通过iPhos化学结构和比例调控可实现器官选择性递送(24)。基于这些技术的初创公司ReCode最近获得Pfizer领投的大额投资,致力于开发靶向气管上皮细胞的基因编辑药物,治疗遗传性呼吸系统疾病PCD和CF。
图10:ReCode 的器官靶向SORT-LNP(25)
还有一种间接的策略是在给药前注射一种暂时占据肝脏的脂质体(Nanoprimer),从而提高其他组织对含药LNP的吸收(29)。研究表明,用Nanoprimer对小鼠进行预处理可提高包裹人促红细胞生成素(hEPO) mRNA或VII因子(FVII) siRNA 的LNPs的生物利用度,分别导致hEPO的产生增加32%或FVII的沉默增加49%。
新兴的偶联递送技术
05
ADC的成功让偶联药物重新成为热点,各种新技术呈现出“万物皆可偶联”的态势。偶联技术的创新可以简地分为三类,即载荷(payload)、连接子(linker)和靶向端(targeting)。载荷除了常规毒素外,还包括各种新毒素、抗体免疫刺激偶联药物(ISAC)、抗体蛋白融合药物(APC)、抗体细胞偶联药物(ACC)、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AOC)、抗体生物聚合物偶联物(ABC)、抗体降解剂偶联(ADeC)以及当前非常热门的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RDC)等。需要注意的是,激素,小分子免疫激动剂以及IL-2等免疫偶联药物临床开发并不顺利。原因可能多种多样,生物学上值得研究的是,这类免疫药物通过偶联递送局限于微环境是不是正确的方向。RDC的出发点与ADC类似,采用靶向偶联技术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杀伤。其载荷是螯合物(Chelator)和金属放射性核素配位形成的复合物,通过连接臂与靶向分子相连,构成完整的RDC药物。核素作为载荷有诸多优点,如可以显像,集生物标志物、诊断和治疗于一体。然而,射线的杀伤作用不能像化学毒素一样,通过形成偶联药物暂时被掩盖。这一特点导致RDC的设计与ADC有重大差异。最新的ADC多采用肿瘤组织特异性切割的连接子,可以进一步增加药物的靶向性。RDC则不同,一旦进入体内其携带的核素始终保持发射杀伤性射线直至排泄体外。不难理解,目前上市和在研的RDC药物多采取半衰期较短的小分子和短肽作为靶向分子,如诺华治疗前列腺癌的Pluvicto(77Lu-PSMA-617)使用的就是靶向PSMA的小分子(图11)。单抗的靶向性更好,但长达几周的半衰期容易导致严重的副作用。RDC的Linker与ADC也有所不同,不需裂解,可以将其作为RDC的一部分来考虑。
图11:Pluvicto的化学结构和作用原理
西湖大学工学院院长程建军教授是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他任职美国伊利诺斯香槟分校时报道了一项极具创造性的药物递送技术ATTACK(Active Tissue Targeting via Anchored Click Chemistry)。如图12所示,该技术用一种含有叠氮的代糖(Ac4ManNAz ,N-叠氮乙酰甘露糖胺)修饰和标识细胞表面,因为肿瘤细胞嗜糖的Warburg效应其表面叠氮的含量远远高于正常细胞。含有炔类分子DBCO的偶联药物可以识别叠氮并通过点击化学将药物不可逆地靶向肿瘤细胞,随后以类似于ADC酶切的方式在肿瘤组织特异性释放毒素或其他药物(30)。ADC药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大部分肿瘤并没有类似于Her2这样的特异性高表达靶标。ATTACK技术实际上在肿瘤组织中人工创造了一个有别于正常组织的靶标,因此,非常巧妙地为无法靶向肿瘤的治疗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程建军教授创立的苏州瑞奥生物目前已经获得数千万融资,利用 ATTACK 技术开发独特的抗肿瘤药物,公司预计在 2024年递交首个IND。
图12:ATTACK技术的工作原理
图13:点击化学触发的药物释放
透脑的递送技术
06
最近,渤健(Biogen)和卫材(Eisai)联合开发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lecanemab获得FDA正式批准,预示着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可能成为下一个热点。开发中枢药物的一个挑战是透过血脑屏障,特别是分子量较大的药物,常常需要靶向中枢的递送系统。最近,武田与PeptiDream达成35亿美元合作,开发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多肽偶联药物,其递送策略是利用BBB高表达的人转铁蛋白受体1(TfR1)的转运作用。Flagship参与投资的Denali也拥有一项类似的穿透血脑屏障的靶向转运平台(ATV)。该公司临床II期产品DNL310是一款IDS酶和靶向TfR1抗体的融合蛋白药物,借着TfR1转胞作用(transcytosis)将IDS递送到大脑,用于治疗因为IDS基因突变引起的一种罕见的神经退行性溶酶体贮积症。
图14:Denali的CNS靶向转运平台ATV
LNP、外泌体和AAV均有脑部递送包括小核酸在内的各种药物的成功案例,如uniQure的AMT-130就是由AAV5将microRNA递送到大脑中抑制突变亨廷顿蛋白的产生,以治疗亨廷顿舞蹈症(HD)。Bioasis Technologies开发了一种多肽偶联递送技术,利用他们专有的肽段促进siRNA的转胞内吞作用,从而穿越血脑屏障。此外,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科学家最近报道了一种能够突破血脑屏障的靶向P-选择素的岩藻多糖-纳米颗粒,利用P-选择素的转运将小分子抗肿瘤药物vismodegib递送到脑肿瘤组织中,显著提高了药物的治疗效果(33)。
体内细胞疗法的递送技术
07
以CAR-T为代表的细胞疗法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个性化导致的高成本限制了其应用。这恰恰也是下一代细胞疗法的突破方向。通用型CAR-T、iPSC技术,以及新的生产技术如“cell squeeze”(SQZ)等都在某些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然而,这些技术路线的进展不尽如人意。最近,基于递送技术的体内细胞疗法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传统的CAR-T实际上是一种体外改造的基因疗法。首先抽取病人的原始T细胞,经过一系列的纯化、激活、转染、扩增、冻存、运输等步骤,最后将基因改造的CAR-T细胞输入患者体内。体内CAR-T给患者输注DNA或mRNA ,直接在体内构建或重编程T细胞,使得人体内的T细胞自己转变成CAR-T。由于避免了体外生产的过程,体内CAR-T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不存在细胞来源问题,因此没有异体带来的免疫排斥反应,有望成为一种真正的通用型细胞疗法。从技术的角度看,体内CAR-T就是基因疗法,无非就是将体外转染T细胞这一步放在了体内。然而,体内转染对递送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选择性地将CAR基因或mRNA递送到T细胞当中表达。与传统基因疗法类似,体内CAR-T的递送技术也可以分为病毒和非病毒两种类型。另外,因为不能像体外CART一样使用化疗清淋预处理,为了保证CAR-T体内扩增,递送中还要包含促进T细胞增殖这一环节。病毒递送的代表性产品是Umoja Biopharma “VivoVec“平台开发的临床产品CD19 CAR-T UB-VV100。该技术使用慢病毒(LV)作为载体,携带可以表达CD19和共刺激信号分子4-1BB的基因片段,其表面含有anti-CD3的抗体片段,因此可以靶向和激活T细胞。有意思的是,其LV载体同时携带雷帕霉素激活的细胞因子受体(RACR)。同时服用小分子药物雷帕霉素时,患者正常免疫细胞被抑制而含有RACR受体的CAR-T细胞受到刺激释放IL-15/IL-2反而快速增殖(34)。EXUMA和Mustang 等公司也有类似的技术,他们使用LV携带表达CAR或TCR的基因片段并辅以促进T细胞扩增的方法。EXUMA的方法是同时携带刺激T细胞的信号分子,而Mustang则是使用多肽药物驱动患者T细胞的增殖。2022年8月份成立的体内CAR-T公司Vector的递送技术是苏黎世大学教授Andreas Plückthun实验室开发的基于腺病毒血清型5(Ad5)的SHREAD(SHielded, REtargeted ADenovirus)基因递送系统(35)。SHREAD通过DARPins分子修饰将Ad5重新靶向那些表达选定标记物(如Her2,CD3等)的特定细胞,并在靶细胞高效表达所携带的基因,而且SHREAD使用了基于抗体三聚体单链可变片段(scFv)的防护罩,可大大降低递送系统的肝脏嗜性和免疫原性(36)。早在2017年,西雅图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就报道了利用修饰的LNP递送系统对人体中的T细胞进行重编程,转变为CAR-T的方法。该技术也是利用anti-CD3e f(ab′)2片段修饰赋予LNP免疫细胞靶向性,同时通过细胞核定位多肽MTAS和NLS确保所包裹的CAR基因能够进入细胞核(37)。英国初创公司Ixata采取了一种类似的,CD3靶向适配体修饰的LNP包裹慢病毒的递送路线,LNP封装的慢病毒载体直接注射到患者的血液中并改造患者体内的免疫细胞。2022年,美国宾大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开创性工作,他们向小鼠体内注射mRNA,对患心衰的个体进行体内T细胞的改造,成功修复了小鼠心脏的功能(38)。Juno的创始人,CAR-T疗法的先驱Carl June创立的Capstan公司2021年获得了6300万美元的投资,他们的核心技术也是通过LNP-mRNA 在体内直接改造T细胞。2022年,巨噬细胞新锐Carisma宣布与mRNA巨头Moderna合作,开发基于mRNA的体内CAR-M技术。国内的远泰生物在2022 AACR上发布了其mRNA-LNP在CAR-T/NK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Juno前高管团队打造的Sana公司A轮获得了7亿美元融资,创下细胞疗法领域单笔最高融资记录,他们通过收购Cobalt公司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内细胞疗法的递送平台——Fusogen技术。Fusogen是一种来自病毒由受体识别G蛋白和膜融合F蛋白组成的,介导细胞间和细胞内融合的天然蛋白复合物。Fusogen能够与目标基因形成囊泡Fusosome,然后融合进目标细胞并进行基因组整合,从而实现体内细胞的重编程。通过对G蛋白进行改造,如添加scFvs、VHHs或DARPins,可以获得识别不同细胞类型(包括T细胞、肝细胞或造血干细胞)高度选择性的Fusogen递送系统。目前,Sana公司基于Fusogen技术已经开发了多个临床前管线,适应症涵盖了肿瘤和罕见病等。其中Fusogen CD19 CAR-T项目在小鼠试验中取得较为积极的结果,通过IV给药Fusosome体内构建CD19 CAR-T可以清除人源化小鼠体内的B细胞肿瘤。
图15:Sana的Fusogen递送平台
活体药物的递送技术
08
细菌、细胞和病毒等活体药物本身可以口服,埋入或注射给药。然而,由于他们具有生命特征,递送系统也常常需要特殊设计,比如避免体内环境对药物的破坏作用。水凝胶、微生物薄膜(MBT),聚合物涂层等是常见的支持细菌存活的递送系统。上海交通大学分子医学研究院刘尽尧教授近年来报道了一系列细菌药物的隐身策略,包括在细菌的表面添加稳定的保护层如红细胞膜、脂质体等,或者诱导细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天然的生物膜,这些封装技术可以使细菌药物对巨噬细胞吞噬、胃酸和胆汁酸等破坏性因素产生良好的抵抗能力(39)。近日,该团队报道了一种更加智能的细菌药物递送方法。类似于肠溶胶囊,他们用肠溶性聚合物形成的纳米涂层对细菌进行包裹,细菌在胃部暂时失活而进入肠道时其纳米“外衣”溶解释放活性菌并发挥治疗功效(40)。细胞药物有时也需要支持细胞生长并模拟细胞外基质(ECM)的给药系统,比如治疗软骨损伤的、基质诱导的自体软骨细胞移植技术(MACI)。化学改造的海藻作为植入物可以封装治疗1型糖尿病的诱导胰岛素分泌的β细胞,最大限度地改善细胞生存的微环境以延长β细胞的活力和维持血糖水平。类似的系统可保护并递送经基因工程改造以分泌因子VIII203的上皮细胞,目前,处于血友病治疗的I期临床试验(SIG-001)。2022年8月,北卡罗来那大学的研究人员报道一种名为MASTER(Multifunctional Alginate Scaffold for T Cell Engineering and Release) 的“体内“CAR-T技术(41)。与前面提到的直接改造体内T细胞的方法有所不同,该技术首先也需要从患者身上分离出T细胞,然后将未激活的T细胞、装载CAR的病毒载体、刺激T细胞的抗体以及IL-2进行混合并植入一种多功能藻酸盐支架。MASTER支架植入体内后,病毒首先将T细胞转化为CAR-T细胞,抗体和IL-2开始渗出并促进CAR-T细胞的快速增殖。这相当于将传统CAR-T体外制造工厂搬到了体内,将其生产时间缩短到1天。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在淋巴瘤小鼠模型中发现MASTER技术生产的CAR-T细胞比传统方法表现出更好的疗效。
图16:MASTER技术和传统CAR-T的比较
表4:溶瘤病毒新型递送技术(来自网络媒体)
在这次抗新冠的应对中,前药、联用P450抑制剂以及LNP递送mRNA等递送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快速提供了多种治疗药物和预防疫苗。经过70多年的发展,递送技术已经同时拥有老药改良和新技术赋能的双重功能。无论是改良型高端制剂,还是智能、仿生和偶联等新技术都需整合多元化的学科知识和技能,必将成为未来生物医药创新的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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